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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福彩中奖前兆:日本对沦陷后南京的“宣抚”工作

    胡小文

    2018年01月25日 12:00

    王萌
    《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年第20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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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经过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几乎成为一座死城。虽然以往中外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不胜枚举,然而关于后大屠杀时期日本军政当局在南京开展的“宣抚”工作,却还不太涉及。①事实上,在日军屠戮南京军民的同时,日本军政当局已开始筹备在当地的“宣抚”工作?!靶А币淮?,顾名思义,是指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内民众采取的宣传与安抚之术,词义本身就体现了侵略者居高临下的语境。对日本军政当局而言,“宣抚”工作固然是欺骗与蒙蔽中国沦陷区内民众的重要手段,但在大规模屠杀之后的南京开展这一工作,则别具特殊的用意。笔者希望利用日军特务系统的宣抚班与外务省系统的同仁会的相关史料,通过对两者在南京“宣抚”活动的考察,揭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试图修改并抹去中国民众的创伤记忆,从而为其侵略谋求合理性的。

       一、南京“宣抚”工作的启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随着日军在华北占领区域的扩大,如何于沦陷区内安定民心与恢复社会秩序,成为日本军政当局面临的重要课题。7月21日华北驻屯军开始着手筹备宣抚班,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中选出52名具有伪满铁路“爱护村”工作经验的职员,将之编成7个班后分遣至沦陷区内铁路沿线各地。起初,华北宣抚班的工作方针仅在于“对铁路沿线居民进行安抚,从而使华北建设的基础明朗化”,②工作的对象比较单一,目标也比较笼统。至11月时,在各地宣抚班已形成网络的基础上,日本军政当局进一步明确其工作方针,乃“于当地安定民心,恢复秩序,逐步普及防共与培养对日依赖的精神,并确保兵站线安全”,③不仅宣抚的对象已变得宽泛,而且目标也更为具体。由于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军政当局即对华北开展分裂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势力式微,1937年11月后,华北宣抚班的工作重心主要在于防共与反共,其称“华北因已浸透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应首先使民众摆脱共产主义邪恶思想,故而向其言传身教体现人类之爱的共存共荣精神?!雹?/span>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染指华中。长江三角洲地带自战前以来,既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也是欧美在华利益集中之所在。10月日军占领宝山县城后,随即组织了在华中的第一个宣抚班,当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日军华中作战的最终目标既然是南京,就“特别需要配属一个强有力的特务机关。除了对于作战需要进行策划宣传外,占领地的治安工作、人民的抚慰和知道工作都需要该机关进行策划。这是战争状态下极为需要作的紧急事务?!雹蒌粱嵴浇崾?,随着日军在华中占领区域的扩大,12月日本鉴于在华北的“宣抚”经验,出台了《华中占领地宣抚工作实施纲要》,明确华中“宣抚”工作之目的,乃“使庶民速归正业,保证其生命财产,首先使民心安定,恢复秩序,使其信倚我军恩惠之同时,逐步脱离执行抗日主张的国民政府,依附于新生政权,并从政治思想经济上形成亲日的氛围”。⑥值得注意的是,《纲要》特别强调诱使民众脱离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暴露出日本早有树立傀儡政权取代国民政府的用心。

       12月10日,日军预计南京陷落在即,日本驻南京武官佐方繁木少佐与满铁上海事务所职员松冈功、马渊诚刚等人前往南京,筹划“宣抚”事宜。⑦12月14日,南京特务机关成立,佐方成为第一任特务机关长,负责对沦陷后南京的“宣抚”工作。12月24日,南京特务机关组织了从事具体“宣抚”业务的南京宣抚班,班长为满铁职员佐藤鹤龟人,班员也基本来自满铁系统,这些人不仅谙熟中国政治、经济、习惯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中文水平都达到了专家的程度,混入中国人中其身份往往不易被察觉。⑧

       除了日军在南京的特务机关之外,日本外务省也积极参与南京“宣抚”工作。对日本政府而言,南京“宣抚”工作之要义,除救济民众、安定民心之外,还具有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人类之爱”的任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外务省已令日本医疗组织同仁会派遣数个诊疗班前往华北、华中沦陷区内,协助日军开展诊疗业务。⑨外务省认为,派遣同仁会诊疗班之目的,乃“值此事变之际,作为我方文化工作之一,应考虑通过此活动尽可能得到内外民众的谅解”,⑩也即希望通过救治沦陷区内各地民众的疾患,消弭他们的战争创伤。当时的同仁会会长林权助称:“随着战局的进展,对一般民众之宣抚救治实乃必要,而且战前同仁会在华医院从事医疗事业已有三十五年,其存在亦无非基于救恤民众的精神……此次的中国事变不比既往各种事件,正所谓救济人类和平的一大圣战,故而交付我同仁会的任务亦极为重大?!?11)林对中日战争性质的错误认识固然要批判,但他认为同仁会对中国民众的救治是基于该会宗旨采取的行动,也说得相当清楚??悸堑秸锪瓢嘤氲钡厝站匚窕氐墓叵?,同仁会理事小野得一郎特别向外务省强调了“此次诊疗班的事业一定与陆军的宣抚工作合辙,明了同仁会将按陆军指挥开展行动之重要意义”,(12)表明了同仁会参与日军“宣抚”工作的决心。

       1938年2月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发电,称日军对于在南京开展卫生工作感到棘手,其压力主要来自英美等国在南京的势力,“总之,外人怀抱杞人忧天之想法,他们有意以他们之手推进此项事业,尤其是国际委员会已经改称为美国救济委员会(原文如此——笔者注),并从美国获得巨额资金,积极对难民进行救济、诊疗、防疫等各种社会事业。对于此时他们的乘机,我方必须预先采取充分的准备。之前文化事业部计划中的派遣我方权威医师等工作,也应采取至急适当的措施?!?13)1938年3月,在外务省的要求下,同仁会向南京派遣诊疗班,该班计划将总部设于南京,并派遣分班至其近郊及镇江、扬州、浦口、芜湖等地进行巡回诊疗,南京诊疗班的班长为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冈崎祗容,其班员也主要由该大学医学部的医师组成。

       由于预计1938年5-6月间华中可能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疫情,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义敬呼吁外务省尽快向南京派遣防疫班,“流行病的防御乃燃眉之急。此际我方若不讲究适当的方法,就会导致当地国际救济委员会乃至美资医院的积极活动,愈加助长中国人依存欧美的观念,而给把握人心带来极大困难……故请立即准备五十万人份的伤寒、霍乱疫苗,以每日500人为治疗目标,尽快设置医疗机构,派遣专家”。(14)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组织下,继南京诊疗班之后,同仁会另派遣一个防疫班前往南京,该班由包括台湾总督府医师小林义雄为班长的35名医务人员组成,主要人员来自当时台湾总督府的下属医疗组织——博爱会。(15)1939年4-5月间,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与防疫班相继抵达南京,这两支队伍的派出,表明以同仁会为代表的日本医学界,成为了日本军政当局于沦陷后南京开展“宣抚”工作的重要协助力量。

       二、南京宣抚班的各种“宣抚”活动

       南京宣抚班直接听命于当地特务机关,于南京沦陷后不久即开展“宣抚”活动,其工作的首务在于成立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以便尽快实现难民迁返之目的。宣抚班不可能阻止日军对南京军民的杀戮,对于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却极为警惕,认为它的存在“不仅对于南京的治安维持、复兴构成极大阻碍,而且在国际委员会的统辖下,很容易使依赖欧美的弊风深入难民心中?!?16)1938年1月1日,在南京特务机关的操纵下,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该会自当月5日起逐步从国际委员会接收难民,将之分散至南京五区内;与此同时,陆续恢复战前的保甲制度。然而,难民对于日军的暴行感到恐惧,且其住所多被焚毁,宣抚班的迁返工作进展缓慢。尽管如此,在宣抚班与国际委员会的反复交涉之下,至2月底大约17余万难民陆续被迁返,国际共管的安全区也于3月上旬遭到解散。宣抚班在迁返难民时,协助当地日军进行各种搜查,通过对难民发放所谓的“良民证”,维持所谓的治安。

       在强迁难民之后,南京宣抚班开始了社会秩序的恢复工作。伪自治委员会的财政状况极为萧条,宣抚班认为:“由于经济资源的缺乏和拥有30万的贫困人口,要想南京早日确立财政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必须对难民实行粮食管制。故而目前通过指导该委员会直接经营谷米,将其收入作为主要财源?!?17)根据日人的统计,伪南京自治委员会1-3月间的平均月收入仅54700元,主要来自极少的粮食税、屠宰税及日本军政当局的一些捐款,根本无法满足20余万难民救济之需要。(18)对宣抚班而言,粮食与日用品供应的充足与否,决定其“宣抚”工作的成败。战前的南京作为消费都市,物资多需由华商从外部运入,沦陷后南京的物资运入,则完全为日商所垄断,宣抚班为了尽可能多地吸聚物资,对日商的活动处于放任的状态,故而物资运入南京的渠道比较通畅。

       在日用品的供应上,1938年1-3月间日清轮船公司从上海运入南京的日用杂货品达到652400元,这些商品大部分以军需品销售给当地日军,小部分流入市场。(19)直接流入市场的日用品虽然在价格上受到宣抚班的管制,但是因为日商运入商品的交通方式不同,运输成本存在差价,日本商船运入的商品,与以军需名义卡车运入的商品,在销售价格上必然无法统一,最终宣抚班对价格的管制“因为无法举其成果,其结果也只能是自生自灭”。(20)

       在维系南京难民生命的粮食供应上,宣抚班为了尽快解散国际委员会控制的难民区,特意从日军处获得包括大米11200袋、面粉10000袋、盐3670袋在内的救济物资,其中大米2000袋、面粉2000袋与盐500袋通过自治委员会救济课及各区公所分配于难民。为了改善自治委员会的财政,也为了防止难民的“白吃白喝”,自1月15日之后,宣抚班于各区设立救济品销售点,将粮食以法币或军票的形式出售。当时宣抚班以一袋米11元(10元军票),1袋面粉3.5元(2.5元军票)的价格销售了约9000袋大米和8000袋面粉。(21)

       南京宣抚班注意军票交易,有其特殊的用意。军票是“军用手票”的略称,1937年11月日军柳川兵团于华中占领区内发行军票,军票成为日本军政当局掠夺中国民间财富的工具。(22)柳川军团是攻陷南京的日军主力之一,军票伴随该军团的侵略步伐流入南京,宣抚班规定的粮食法币价格之所以略高于其军票价格,就是出于维持军票价值的考虑。沦陷初的南京物资缺乏,日军禁止日商向一般中国民众出售商品,民众只有在获得购买许可证后,方可使用军票从日商经营的13家商店中购买商品。当时日军雇佣了大量的苦力,这些苦力由南京特务机关负责招募,人数多达万人以上,其报酬即以军票形式发放。此外,对于从事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中国职工,宣抚班将军票价值维持工作融合于“宣抚”工作之中,“鉴于他们对战争极感恐惧,所以保证他们的性命与住所的安全及发给其粮食为条件,为他们做好万全之策。关于工资,以军票的形式支付其一定工资……由于水电供应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故而此为促进宣抚工作的最好的动力?!?23)

       1938年2月15日之后,随着上海地区的日商不断将物资运入南京,宣抚班开设了经营粮食和杂货的中央批发市场,以平价销售民众生活所必须的日常用品。各区也出现了各种露天零售市场,市面上物资的供给渐渐增多。在南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伪自治委员会成立了商会,华人的各种商店开始营业,至3月下旬开始营业的商店数达到747家,南京的经济秩序有所恢复。(24)一些战前华商开办的大型企业,如下关的扬子面粉公司,在特务机关的安排下,转由日商经营,实行所谓的“委任经营”。随着南京经济秩序的恢复,据宣抚班的统计,需救济的难民数1月时尚有15万,2月时为7.5万,3月时为6.8万,已呈现递减趋势。(25)

       松井石根于卸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之际,曾多次召见宣抚班成员,强调“宣抚”工作对于掌握“民心”之重要意义,他称“要做到让中国人感念我军,要充分关爱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宣抚工作及今后军队的言行,对今后时局的稳定极为重要”。(26)为了磨灭南京民众的抗日意识,尽可能营造亲日的氛围,南京宣抚班利用各种机会对民众进行宣传工作。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扶植下,伪“维新政府”成立,宣抚班与各方合作,“一手包办了对民众的宣传、治安和游行指导,我们还对自治委员会、区公所和警察厅进行了总动员,以期万无一失”。仪式举行当日,3万南京民众每人挥舞红色小旗,被迫沿着南京市主干道游行庆祝,在仪式举行地原国民政府建筑物之前,“政府要人和民众都为之深深感动,取得了巨大效果?!?27)从1938年1月1日至1939年3月为止,南京宣抚班对当地民众进行了各种宣传活动,举要如表1。

      

       从表1可见,宣抚班的民众工作十分庞杂,彻底融入了南京民众的生活空间。它往往以举办大会、组织游行等形式,鼓吹反共、反蒋、亲日、实现中日和平及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内容,消除一般民众的反日意识,动摇他们的抗战决心,为傀儡政权的合法性造势,体现了日本在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控制民众思想的技巧与手段。从大部分活动的规模来看,宣抚班对之投入了大量精力,其背后必然有来自日本军政当局财力、物力的支持。在宣传手段上,宣抚班尤为重视广播等现代技术,南京广播局于1938年9月10日由日伪开办,日人直言不讳其开办之目的,“乃作为南京陷落后军当局之军机关之一,是从属于军报道部,与作战并行的宣传机关”,其“以宣抚为目的,对占领地民众日夜进行有效适当的讲演及演艺播送活动,并积极慰问我军、播送国内情报及向我侨民播送最新战况”。(28)除了在市区的工作外,南京特务机关还组织远东剧团等“移动舞台”,在日军警备班的先导下深入乡僻,在向村民发放药品等“宣抚”物资时,表演所谓的“思想剧”与“教育剧”。(29)宣抚班的宣传口径紧跟日本对英美政策而变化,1939年6月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日本与英国关系骤然恶化,8月11-13日日军随即在南京特别举行“各界民众反英反共大会”,以民众辩论的形式宣泄其对英国的不满,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

       南京“宣抚”工作始终为当地特务机关所牢牢掌握,但形式也有所变化。1939月3月3日,在日本的操控下,伪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内设立特别机关室,宣抚班随之改称民众班,“宣抚”业务表面上交由伪政府处理,但其“行政运营之万般,皆在机关长的意图之下直接联络折冲”,(30)从这一点来看,并没有改变为日军控制的本质。

       三、同仁会对“宣抚”工作的参与

       南京宣抚班成立初的另一重要任务,在于尽快处理被屠戮中国军民之尸骸。然而,随着春季到来,天气转暖,宣抚班收容死尸不仅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而且疫病发生之可能性亦大为增加。令宣抚班感到苦恼的是,其工作“显然仅靠红十字会的资金力量极难做到,故而现应采取某些方法以寻求资金上的援助?!?31)为了诊治难民与预防疫病的发生,1938年1月南京宣抚班于各区设立医疗所,3月上旬开始对民众实施免费医疗。然而,宣抚班的医疗队伍主要来自当地华人医师的参与与驻屯日军军医部的支援,无论医师人数与诊疗能力均极有限,当然无法满足南京数十万难民的需求。外务省系统下的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与防疫班的派遣,恰恰弥补了宣抚班在医疗资源上的短缺,成为此后日本“宣抚”工作的中坚力量。

       1938年4月28日同仁会南京诊疗班宣布开诊,5月3日又利用原南京市立医院开办同仁会南京医院,开院当日,诊疗班特意招待南京的大小日伪官员,举行了盛大的开院仪式。由于防疫班尚未抵达,诊疗班从4月28日至5月1日期间对约1万名华人进行霍乱、伤寒等各种预防注射,南京街头一时呈现繁忙景象。(32)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在同仁会总部利用南京诊疗班工作报告编写的会志中,却作如下描述:

       4月下旬已进入传染病的流行期,当班将防疫事业作为重点,以南京各区公署为中心,对市民密集的地带及各小学校、督办公署进行出差,全面投入预防接种。全市分为五区,每区派遣防疫分班,4月27日开始种痘,以及霍乱的预防注射,市民乃至村民对之非??只?,逃避注射者极多。50万人的市民中接受注射者不过1600名。根据日本领事馆警察调查的情报,“最近日方同仁会实施的预防注射与以往中国施行的完全不同,其目的在于毒害中国人。因此接受注射者数十日后必然死去。即使不死者,也难免成为废人?!背悄谇狈湃绱肆餮远谷詹怀逊肿铀擅罾?,此谣言正在蒙昧无知的一般市民中如燎原之火般流传,终连城外的农民也有所耳闻。(33)

       事实上,南京民众对于日医的预防注射心怀恐惧,同仁会诊疗班必须借助日军的武力,对民众强制进行注射。由于上海自6月上旬之后每日都发现霍乱患者,成为了当年霍乱疫情的流行地。南京诊疗班密切关注作为南京水上交通门户的下关、浦口等地疫情,在日军的胁迫下,当地往来的民众乃至受日军使役的的苦力,都不得不被迫接受诊疗班与防疫班的预防注射。5月初南京防疫班抵达后,于莫愁路秣陵村开设防疫作业所,该班每日对2万市民进行预防注射,5月就进行了29万人份的注射,7月后该班从诊疗班接收防疫业务。(34)1939年4月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荣一六四四部队——笔者注)成立后,南京防疫班改称南京防疫处,成为同仁会在南京的常设机构,此后其业务主要从事对长江流域疟疾等传染病的调查研究。

       在难民的救治上,南京同仁会诊疗班将金陵大学鼓楼医院视为竞争对手。(35)1938年5月中旬起,鼓楼医院即对华人实行免费预防注射,并派医师前往莫愁湖明德女学校、讲堂街礼拜堂、中华路育群中学等地问诊。当时在南京的外人史迈士就称“这家医院在整个非常时期的医疗工作,是十分引人注目的”。(36)诊疗班认为,鼓楼医院的活动对“宣抚”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决定加强南京同仁会医院的医疗实力,“由于本地美资鼓楼医院吸引了大量中国患者,唤起他们对欧美的崇拜思想。我宣抚工作若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要有与鼓楼医院对抗甚至凌驾其上的医疗设施,而最近我国人积极进出本地,如今已超过千人。本地完全没有可观的华人医院,鉴于这一现状并考虑到南京的政治地位,冈崎诊疗班长提出大力建设同仁会南京医院之计划,认为此时甚符时机?!?37)

       面对鼓楼医院的“竞争”,诊疗班除继续实行宣抚班既定的免费医疗策略。据南京日本宪兵的调查,同仁会医治的对象,几乎都是苦力等贫困阶层,他们“因本次事变家财尽失,今日生活又多困苦不堪,故不得已而求诊于免费之诊所,接受同仁会之治疗?!?38)6月1日,面对大量患众的到来与物价的飞涨,诊疗班采取了低价格战术,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医疗费用的暴涨与抵制英美系医院的跋扈,在标价上尽可能地制定最高额,却征收最低的费用,从而不失宣抚之精神”。南京同仁会医院开院之日前来问诊的华人患者仅44人,诊疗班于南京市内各处张贴海报,并向行人发放传单,求诊患者日渐增加,进入雨季之后每日患者数超过600人。

       南京诊疗班开展的诊疗活动,其内情究竟如何?当时班长冈崎祗容向外务省提交的《南京市民疾病观》报告,可以一窥端倪。冈崎发现战后的南京,“在外科上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创伤,都已经放置了六个月乃至一年以上”、“最近没有看到南京有痘疮大流行的迹象,但并不意味着无需进行防疫活动及进行广泛的预防接种”、“5月的南京,沙眼是最严重的疾病,其次是皮肤科的疥癣,再次是内科的一般呼吸病。肺结核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作为南京及长江流域特征的肠炎为时尚早,其势头尚未出现,但要引起注意?!?39)冈崎的《南京市民的疾病观》引起了日本军政当局的兴趣,获得了意外的好评。(40)此后他又撰写了诊疗班于7-9月间的工作报告《南京市民的疾病观》(第二部),作为对第一份报告的补充。这两份报告虽反复强调中国民众的各种疾患主要来自于“卫生思想的贫乏与医疗设备的奇缺”,但仍可从中看到南京民众在战火中饱受的创伤与凄惨的经历。

       此外,令冈崎等日本医师担忧的是,前来问诊的南京中日妇女罹患各种性病的比例很高,“来问诊的中国妇女的淋病、梅毒患病者极多,正如古云‘战争是性病传播的媒介’,应该认定其与事变密切相关,然而直接就断定中国人患得性病较多的结果尚为时过早,尚需作更多调查。日本妇女的井出氏反应(该反应用以检验是否感染梅毒——笔者注)、淋病检测阳性率亦很高,这虽是她们从事特殊职业的缘故,但这是关系到出征将士卫生安全乃至事变后我民族的根本性问题,我们痛感从事检测工作的妇产科责任重大”。在“宣抚”的名义下,同仁会诊疗班也展开了一些卫生调查,如1938年8月对南京所有小学的儿童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体质检查。作为“宣抚”工作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检查一般儿童的营养疾病状况,为将来促进当地儿童之体质健康而作准备”。(41)

       经过一段时间的各种活动,花轮义敬对南京诊疗班与防疫班的“宣抚”成绩感到满意,他称“现今(指1938年8月——笔者注)患者已一日超过600人,而由美国人经营的鼓楼医院每日不过仅30~40人,通过比较就可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医疗机关表现出不断的信任……同仁会这两个班的活动,可以说是日本如今在南京进行宣抚方面的最大工作。中国人渐渐开始信任我们,我方日后亦可将此视为一得力宣抚方法?!?42)1939年4月,在经过近一年的“宣抚”性诊疗后,南京中产阶层前来问诊的人数不断增加,医院不断提高诊疗费用,经营逐步常规化,南京诊疗班对此充满信心,在《业务报告》中称,“(本班)若一方面在南京指导医疗机构之建设,另一方面向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宣扬日本医学的伟力,就可相信美国系统下的鼓楼医院必将出现颓势,南京民众对欧美的依赖也必将转向日本?!?43)

       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与防疫班的卫生活动与南京宣抚班的宣传活动相互呼应,力图展现日本医学的先进性。南京作为伪维新政府、汪伪政府的首都,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南京诊疗班“从开设当时起,即与政府要人及其家人的健康问题有着密切接触”,其诊疗对象既包括普通的民众,也包括梁鸿志、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伪府权贵,(44)同仁会对于南京各阶层的诊疗,既体现了日本军政当局对民众的安抚与权贵的笼络,也隐喻了日本对南京医疗卫生的垄断与控制。

       四、日人所见“宣抚”工作之成效

       在南京宣抚班与同仁会南京诊疗班、防疫班开展“宣抚”工作之际,一些日本官宪与社会人士也以各种方式观察着“宣抚”工作的实际效果,他们的一些判断与观感,从侧面反映了南京民众对日情感的变化。

       1938年3月的南京仍笼罩于大屠杀之后的恐怖气氛中。作为外交官的花轮义敬行走于南京的市街,也生动地描述当时南京的景象,“或许是当时南京连日下雨,城内阴森凄惨,这种感觉越至郊外越是强烈。走出街区便可看到到处狼藉,中山路上行走的中国人极少,纵有一二,其脸色亦是难以想象的凄惨,我不禁感叹这就是大战之后的悲惨景象?!?45)

       4月,随着伪维新政府的成立,社会秩序稍有恢复,南京市街的景象也有所改善。日本作家马郡健次郎在观察当时南京市容时,也发现了民众心理的变化,而作如下观感:

       中国人大部分都去避难了,所剩者亦尽露悲哀神色。然而新政权成立的消息一经传来,从避难地回归的居民日渐增加。南京的中央广场好比是日本东京的丸之内,可怜的中国人为了满足基本的需求供给,在道路两边摆起了摊贩。高楼残骸林立的中央广场竟然成为可悲的中国民族的交易场,真是讽刺!亲眼目击这种幻灭的感觉,我只能用“若战则必须胜”来形容……南京中国人与上海中国人相比,给人感觉不同。上海一带的中国人至今仍避于租界内,怀抱着抗日迷梦。然而南京自去年8月以来的半年间,经历了百次以上的连日空袭与12月历史性的激烈战斗,民众亲身体验了抗日带来的后果。他们第一次体验日军的南京入城,故而对日本人更为亲近。随着新政府的成立,亲日气氛必将更为浓厚。南京路街上已贴满了“新政府成立、新中国从此诞生”、“新政府成立、是日华亲善的根据”、”新政府的成立是促进商业繁荣的起始”这样的标语。路上的中国人也以日本兵为对象从事钟表修理的行当,开始售卖纪念南京入城之类的印章。(46)

       马郡观察了中国民众对日情感从恐慌转向“顺从”的过程,在为日军武力高唱赞歌的同时,他也不吝褒扬宣抚班在沦陷区内取得的业绩,他感叹道,“在我华中、华南占领区内促使中国民众对日本亲和的宣抚工作中,数百名宣抚班(员)挺身而出,他们实可谓不亚于奋战勇士的无枪之文化战士”。(47)他看到了日军宣抚班的宣传攻势对南京民众观念产生的影响,作为战败者的南京民众的“抗日迷梦”,在日军进城之后已然幻灭,日本通过伪维新政府的成立仪式等宣传活动,正逐步消弭着南京民众对战争的记忆。在他看来,南京城中的日军并非作为侵略者,而是作为新政权的支持者而存在。

       1938年8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事务官林馨至南京考察民情时,他注意到民众对蒋介石政权态度的转变,“今年1月、2月南京上空有飞机飞临时,中国民众仍有抬头仰望,认为此乃蒋介石的飞机者;而最近南京上空飞过轰炸机、战斗机时,民众已无眺望之兴趣,唯视之为常事,更无人再认为此乃蒋介石派来的飞机?!?48)他观察到同仁会在南京街头的活跃,“最初中国人并不信赖医师,对日本人怀有畏惧之心,由于此类情感的存在,一开始似乎对我们非常厌恶。然而民众只要一经治疗,就会发现日人医师非常亲切且优秀。此后附近西人经营的医院每日就只有30~40人光顾,由此可见日本医院的活跃程度?;钤镜比皇欠浅V匾?,所谓中国民众的心,也正是在如此真正的日华提携下,才能不断倾向于亲日?!?49)相较于马郡健次郎,林馨更多看到同仁会在“安抚”上取得的效果,日本医师扮演了传递“人类之爱”的拯救者角色,以精湛的医术治愈着中国民众的战争创伤。

       事实上,同仁会“宣抚”性诊疗的对象也极为广泛,并不仅仅针对患者。南京诊疗班在其业务报告中提到中国人护士受到“宣抚”后心理的变化:

       现今我们雇佣的15名中国人见习护士,10月以来我们教授她们日语,成绩颇为良好,并在实地中不断传授她们看护学知识。从4月25日靖国神社临时大祭开始,我们让中国人见习护士也参加对皇居的遥拜式,使她们体会到我皇国精神,更让她们于天长节皇居遥拜式后参列观兵式,感叹皇军之伟力。如今她们携带着同仁会的标记欣喜地回家,而一年前录用她们时,她们还将同仁会的臂章偷偷隐藏后上街。与当时相比,真可谓恍若隔世。(50)

       同仁会诊疗班所谓的“隔世”之感,也不过一年间,然而日本医师已经观察到中国护士心境从“惧日”到“亲日”的转变。对于中国护士而言,日本医师不仅成为她们技术上“言传身教”的指导者,也成为思想意识的引导者。事实上,对于日本军政当局而言,这一结果也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因为作为青年女性的中国护士佩戴同仁会臂章在南京街头的活动,本身具有强大的“宣抚”意义。

       五、结论

       中日全面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开展的各地“宣抚”工作中,南京“宣抚”工作是比较特殊的一环。这不仅因为南京作为国民政府曾经的首都,日本在当地的“宣抚”工作更具有“中日亲善”的示范意义,也因为日军曾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该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中国民众的创伤记忆、掩饰日军的暴行。

       从历史时段来看,日军在南京的“宣抚”工作始于南京沦陷之后,至汪伪时代仍有进行。但从南京宣抚班与同仁会诊疗班、防疫班的活动情况来看,“宣抚”工作最集中的时期,应在1938年1月-1939年4月期间。这一时期南京的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日本对南京的殖民统治也逐渐步入轨道,如何把握南京的“民心”,使其由抗日走向亲日,是“宣抚”工作最根本的目的,南京宣抚班动用大量资源所进行的宣传,以及同仁会诊疗班对难民的免费医疗,均是基于此目的而展开??凸劾此?,与华北情况相似,日军利用武力对民众的胁迫与日本依靠伪政权的组织动员,是“宣抚”工作得以开展的必要保障,然而日本在南京的“宣抚”工作之所以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究其原因:一方面还在于“宣抚”工作者谙熟一般民众的战时心理需求,为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因沦陷后的南京基本不存在反“宣抚”的力量——日本所臆想的对手——欧美在南京的势力,并无与日本长期竞争的实力。

       战时日本的各类文献中,不乏存在描述沦陷后南京社会状况的史料,一些日人赞美日本统治下南京的“自立”与“复兴”,感叹日本国力的强盛,他们看到的南京,当然不是惨遭日军屠戮后的南京,而是日本精心“宣抚”下的南京,他们的观感,自然无法反映日本侵略战争带给南京的苦难。笔者以日本在南京的“宣抚工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说明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不仅以屠戮手段使民众蒙受战争的创伤,而且也以“宣抚”手段试图修改并抹去这一创伤,日本军政当局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实则反映出其在战时就有逃避与掩饰战争罪责的意识。日本对南京“宣抚”工作的大力投入,恰恰说明日本对其所犯下的暴行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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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1月25日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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